日期:1957-9-20 作者:王飞
王飞1、李慎之强调群众运动是“暴民心理”其用意何在?
2、他说运动中谁是王八蛋,谁就得承认是王八蛋,我要问,他作这种诬蔑,有何事实根据?他对运动到底如何看法?
3、李慎之对胡适究竟有何具体看法?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如何看法?对新中国的学术发展、知识分子的进步如何看法?他认为新社会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,根据是什么?如何看待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著作和贡献?
4、李慎之对新社会到底如何看?你认为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是否幸福?处境如何?你所说的新社会的压抑和不满是空前的,为什么?
5、李慎之把自己装扮成只是在“坐而论道”,好像他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,实际上,他坐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,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,而且不止是坐而言,已经在起而行。例如。去年匈牙利事件时,他兴冲冲地立刻要我们搜集编写纳吉的资料刚完,又要我们搞卢卡奇的材料,而且亲自作非常具体的布置,告诉我们外交部有什么什么材料,可以叫什么什么同志去取。刚布置这个事情后,他又接着布置要收集编写东欧文艺界的动态(那时东欧文艺界思想混乱状态较严重)。他还说,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肯定正面人物,它的意义就值得怀疑。他当时已快出国,他还叮嘱我们,他虽不在,我们还要继续搞。我要问,李慎之的用意何在?这能说仅仅是“坐而论道”吗?有一次,李慎之告诉我们说,你们可以收集第二国际的材料,特别提到可以收集布哈林、道伊彻等人的著作。他还在公开向全社同志报告的场合中,在谈锡兰新平等社会党的时候……(原稿缺字——编者注)要求用新的眼光去看待……。从这里,可以看到李慎之注意的一条黑线:纳吉——卢卡奇——布哈林——道伊彻——托洛茨基,他要收集这种材料有何打算?他要按照这条线把下面同志们工作引向何处?
来源:《李慎之材料之十四》(内部材料定期收回)。
关于李慎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揭发,是我们的反右派斗争一大胜利。我今天不是批判李慎之的言论,而是和同志们一样,来揭发李慎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。
在揭发以前,我要说明一下:李慎之的一套思想我们是知道的,其中绝大部分是知道的,但是因为当时我政治上伤风,未能及时识别出来,而且在一些观点上有过共鸣。作为国际部的负责人,在李慎之问题上,我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失职。我也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,主要是和林克的那次谈话,其中有些错误的言论是严重的。
关于李慎之的错误,会上揭发了不少,基本思想就是那么一些,有些我们是知道的,有些是不知道的,如两党制,共产党A和共产党B,党是大宗派,以及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吸收的右派言论,如“党政不分”等等。
关于自己的错误,已向组织上作了交代,我得要好好地过社会主义的一关。
我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,在我们接触当中所知道的李慎之的错误言论。他的问题确实涉及很广。
早在赫鲁晓夫报告出来不久,匈牙利事件以前,他曾说过(当时他说他是转述别人的话)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在苏联首先成功,而是首先在法国成功的话,社会主义就可能有些不同。意思是说苏联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,苏联不民主。
李慎之曾用讽刺的口吻说,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什么都对,赫鲁晓夫报告以后,斯大林被批判了,就打破了这个太极图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万物,什么都生出来了。
李说,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和平过渡、议会道路,是否就错了呢?西欧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,赫的提法可能是有道理的,我们有些人批评也不一定对。
李慎之随总理出国回来以后说,有人劝波兰镇压反革命,主要要反修正主义,他表示怀疑,他说,波兰那里教条主义者宗派活动很严重,是否要主要是反修正主义?
“一论”“再论”发表以后,当李看到各使馆转来的电报说各方都表示拥护时,他说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,认为有些话是客套,当然这同他自己的看法是有关的。
李慎之说,谁是修正主义是很难说的,现在谁地位高就不敢说谁是修正主义。他引波兰人的话说,如果说修正主义,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,但谁也不敢说。
对于修正主义的看法,不但说明李慎之不辨香花毒草,也帮助他是有强烈倾向性的,他认为关于修正主义的谁是谁非很难说,也就是说他不赞成反对修正主义。
刚才有人提到卢卡奇,对这个人,李慎之说卢卡奇是个老党员,读了很多书(当然他也说卢是经常犯错误的人)。1952年李慎之随中国教育代表团赴东欧考察时好像还和卢卡奇谈过话,情况如何李应交代。
另外,他还转述过别人的话说,西方议会是不是民主集中制?照我看来就是民主集中制。李在这里不是把它了解为那是资产阶级的“民主集中制”,而是企图把我们的东西,和西方的东西混合在一起,平列在一起。
去年,在波匈事件以前,在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以前,他回家回来以后说,上海变化很大,除和李景武谈的而外,还说过现在市场上商品品种少了,而更严重的是他说,解放以后,我们整理了一些文化,但也消灭了许多文化,我们一个命令,甚至人民日报社论一句话,下面就把它消灭了。李慎之是以封建文化、资产阶级文化的捍卫者的面目,表示留恋这些东西。
关于李所说的权力渊源,在墙报上谈的是很灰色的。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,就是今天的选举制度不民主,政权还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,将来应该把权利交给人民。这是很反动的。
对于新闻学,他说关于新闻,我们主张新闻报导要服从政策,从无产阶级利害来考虑。他认为这是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之说,表示反对,说我们是“贪小利而蚀大本”有些事情我们不叫人民知道,将来会发生大问题。
李慎之又说,新闻不能过分强调教育作用,如果过分强调教育作用就会和法西斯理论一样。我是用新闻来教育你,要你知道什么,你就知道什么,就像命令一样。
他也曾讲过:凭纽约时报是可以写历史的,因为他们有闻必录,靠真理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就不能写历史。就是说我们的报纸没有反映真相。
他又说,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,只能写出像苏共党史,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那样的历史。他说这是结论性的,缺乏史实,不生动,而史实应该是第一的。他说我们不能写出像史记、资治通鉴那样的东西。
关于民主党派:过去有人争论过,有人说要真正的竞选,人民不会选他们,民主党派中很多人可能选不上。李说,我看如果让他们发展组织,允许自由竞选,不一定选不上的。
关于群众路线:李一贯表示反对我党这一根本路线,认为群众是盲从,不能解决问题。与此有关,他对于我们高度的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公式,也表示反对。
李说,他不反对集中。他说,政治应该由议会来搞,行政应该由官员来搞,而官员应只讲服从,思想问题不管。这实际上是反动的,是资产阶级的集中。
关于大民主、小民主:他不同意主席所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说法,他同意我的错误看法:从发展生产方面看民主是手段,另从某些点来看是目的。主席说新华社有人提的意见,是大民主。李慎之说大民主译为英文是Great Democracy,外国人不懂,没有这种说法。
李慎之对老干部是有意见的:他说马上得天下,不能马上治天下,意思是说,打天下的人,未必能治天下,时代不同了人物也应有所更换,与此有关,李说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军人太多,表示对此有意见,想不通。现在要问李慎之:他对中央的领导和经过长期锻炼的老干部到底如何看法?
李说他有人性论。他的确有很反动的人性论。当毛主席报告后章乃器到杭州去,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工人阶级就是先进的,资产阶级就要脱胎换骨,工人就不必,在资本家看来,工人当中也有偷人东西的。李慎之说,这个观点要说服资本家也是不容易的,实际上他是同意章乃器的这个意见。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,李慎之说这也没有什么错。李慎之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共鸣,这两点是最严重的。
他的人性论也表现在:他认为人总是有两面的,既有好的一面,也有坏的一面。在整风当中,他说大鸣大放是把人的兽性放了出来。这就是从他的人性论的观点来看的,认为人有两面性。主席说一万年以后还是有好人有坏人,李慎之也根据他的人性论观点去理解,认为这就是说每个人有善有恶。这个观点值得挖一下。
从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出:中央有时批评某人说是资产阶级思想,李慎之就说,我看也不一定,斯大林、高岗、饶漱石是资产阶级思想吗?在他看来,这不是有什么思想根源问题,而是人就有好人、坏人。
他很早的时候对苏联恢复心理学的教学,很感兴趣,李认为资产阶级的心理学、社会学有好的东西,他自己并对此很感兴趣,愿意作些研究,如从今天我们的人事升迁上看一看我们社会中的问题。
他还有超阶级的历史观点,常把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,甚至封建王朝,都毫无立场的加以对比。
他在整风中的表现。大鸣大放开始以后,我写了墙报,受到了批评,他便对我说,你看,现在又出现了这种情况,只能讲一面道理,看来又是东风压倒西风。又说,我们这些人是不要紧的,将来喫亏的还是那些人自己。
当北大出现反动言论以后,他说:毛主席曾说过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,如果有人想到北大去进行反苏反共的话是会被赶出去的。他说现在看也不见得。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左的,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提得早了,实际上是反映李的思潮的,这需要挖一下。
人民内部矛盾学习以后,李慎之参加了一次编委会,以后他表示愿意主持这次学习,我同意了。当时他强调搞大矛盾,现在看来他在整风中的整个思想是错误的。开始时,引导大家谈大问题,是不对的,何况他想的大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。他说他一贯强调和风细雨,其实这也是不对头的,他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,在右派既然掀起急风暴雨以后,首先应该欢迎。反右派开始以后,李强调右派应该有行动,光有言论不能算右派,是显然和他自己的问题有关。
在一次办公室开会以后,李慎之拿了一本资治通鉴,翻到秦始皇的左右手李斯给秦始皇上书献谋,说现在有些儒生谈论国家大事,应该把他们杀掉。当时我有事走了,没有弄清,现在要问李慎之是否认为我们反右派是坑儒?
李慎之对历次运动的看法:(1)李慎之一贯强调群众不行,不能解决问题,解决问题必须依靠专家。(2)一贯强调运动的副作用;(3)认为运动是以暴易暴,放兽性,把群众看成是群氓,他不仅无视群众,也反映他无视党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。
关于李慎之的工作态度:有人说李慎之的工作态度是好的,其实也是有问题的(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做了许多工作)。他说新华社的工作越来越乏味,并且表示外交部不想去,人民日报也不想去,现在也不能搞一个书斋自己研究些东西,表示愿意去搞社会学,文艺批评。他说,对旧的东西我比现在的新人知道得多;新的东西我比老的知道得多,有条件来做这个工作。在国际部本来要他主要负责报导工作,他表示对于国际问题,是非我所愿,非我所长,不感兴趣。李平素所感兴趣是驻外记者工作,因为派出一个是一个,成绩很明显;对国际部对外部合并很积极;二十大以后搞内参和参考资料很积极,他自己也像他所说的那样看了不知多少修正主义的材料。他所以对内参和参考资料工作的积极也是有问题的。他也说过,现在的工作只有国际部和对外部合并还可以干两三年,否则就没有干头了。从此可以看出李慎之对工作的态度,他不安心工作,不是全心全意的工作;对目前要他负责的报导工作不感兴趣,工作中有他的倾向性。
今天就谈这些,以后想到的再继续向大家报告。
来源:《李慎之材料之二十一》(内部材料定期收回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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